《南方与北方》
在关于“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的讨论里，长期有一种声音认为，欧洲国家独特的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和组织制度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催生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而中国则在封建王朝兴衰循环中错失了发展良机。
基于欧洲诞生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欧洲社会呈现出的种种特征往往被视为欧洲社会取得优胜的必要因素，相反，中国与之不同的地方则被理解为歧路或错误。
《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本书的作者彭慕兰是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
彭慕兰的论证显示，直到1800年前后，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才推动了本土经济的起飞，从而在经济和制度上与中国“分道扬镳”。
展开剩余90%《大分流》是全球经济史里程碑式的著作，获得2000年费正清奖，本书以详实的资料和创新性的分析对既有的历史解释进行挑战，被誉为“一举改变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西方崛起与东方没落的辩论走向”。
“加州学派”扛鼎之作，费正清奖得奖作品
重新解释欧洲崛起，一次别具一格的创举
工业革命前，东西方发展无本质差异
现代社会科学大半是源自欧洲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时，为了了解西欧的经济发展路径何以独一无二而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找到共识。大部分研究着墨于欧洲，意图解释欧洲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早期发展。
例如，有人通过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比较，说明“欧洲”（或在某些阐述里，说明西欧、新教欧洲乃至只有英格兰）境内具有某些独一无二且源于本土的工业成功要素，或者特别不受某种障碍的制约。还有些解释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各种殖民榨取行为，但这类解释比较不受西欧主流学界的青睐。
这些论点强调，欧洲是靠着强行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和受欧洲奴役的非洲人（乃至许多欧洲下层阶级成员）的财产，才能达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论点也无助于打动主流学者。尽管“原始积累”一词精准地点出了这些过程的残暴性质，但也暗示，通过殖民剥削的积累是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因而是“原始的”。
《巴里·林登》
然而，随着学界证明通过欧洲原有的农场、作坊和账房的留存收益，同样也能在可投资盈余上取得缓慢但明确的成长，甚至超乎其生存所需，上述立论显然就开始站不住脚。
本书同样强调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剥削以及取得海外资源的机会，但不会把它当作促成欧洲发展的唯一动力。本书反倒承认，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1800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19世纪那样的大转型。
例如说，西欧很可能有较管用的组织机构，能调动庞大的资本，因此相对愿意等待较长的时间来回收获利；但直到19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除了用于武装长程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
更重要的是，18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然而，欧洲又持续在多种节省土地的技术上落后，因此如果没有海外资源，西欧本来很可能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而不得不走回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老路。若是如此，则西欧所走的路，就不会与中国、日本所走的路有太多差异。
那时的世界其实是多中心并立的，没有哪个中心独霸世界。尽管这样的全球形势往往有利于欧洲，但也不必然是欧洲人所创造或强加的。例如，中国从15世纪起就通过白银达成再货币化一事，不只比欧洲人抵达美洲和输出美洲白银还早，更是使位于遥远新世界的西班牙帝国得以财政自立的一大功臣；而始料未及的骇人流行病，则是西班牙帝国得以创立的关键。只有到19世纪的工业化已大有进展之后，把欧洲视为一个单一的、霸权的“核心”这件事才有其合理性。
各有优劣的发展轨迹
那些认为唯独西欧经济才有本事产生工业转型的论点，通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埃里克·琼斯的著作为典型，主张16世纪至18世纪结束时的欧洲，尽管表面上与欧洲以外的地方一样具有“前工业时代”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都已远远超越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一观点的主要信条之一，乃是加诸生育力的几个习惯性制约（晚婚、神职人员独身不婚等），使欧洲有机会摆脱原本是普世现象的“前现代生育力当道”的状况，从而摆脱人口增长吃掉几乎任何产量增加的普世状况。于是，唯独欧洲能调整其生育力以因应艰困时期，并能长期增加其人均（而非只是整体）的资本存量。
《名姝》
因此，照这一观点来看，普通农民、工匠和商人在人口行为、经济行为上的特点，造就出一个能供养较多非农民的欧洲，而这样的欧洲能让其人民拥有较佳工具（包括较多牲畜），获得更好的营养，也更健康、更有生产力，还能为基本民生必需品以外的物品创造较大市场。
三十多年前，约翰·哈伊纳尔提出了支撑这一看法的主要论点，此后这些论点得到详尽的阐述，但未被彻底更动。不过，晚近谈中国、日本和（较理论性地谈）东南亚境内的出生率、人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统计变量的著作，已使哈伊纳尔眼中独一无二的欧洲成就显得愈来愈普通。
那些探讨“亚洲的衰落”的著作，往往过度简化地将“生态耗竭”的中国、日本与印度，拿来与“还有许多成长空间”的欧洲进行对比，甚至把这样的欧洲说成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因为它的发展程度使其内部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
尽管18世纪欧洲某些地方相对于东亚的同类地方确实享有某些生态优势，但却不是在每一处都占上风。事实上，中国重要地区在某些出人意表的方面，例如人均可取得的燃料供应量上，其经济情况似乎比欧洲的重要地区还要好。
不只如此，就连英国这个工业化的起始地，也只拥有少许仍保留在欧洲其他几个地方的低度利用资源。而在木材供应、地力衰竭等重要的生态衡量指标上，英国实际上的情况似乎和中国境内与其差不多对等的江南地区一样糟。
因此，如果我们同意人口增长和其生态效应使中国“衰落”的说法，我们也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欧洲在获得海外资源挹注与英格兰在运用地下蕴藏能源上的突破性进展（部分拜地利之赐）这两项因素的加持之前，正处于“起飞”的前夕，不如说欧洲内部也正同样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效应而面临非常接近于中国的险境。反过来说，如果欧洲尚未陷入这样的危机，那么中国很可能也未陷入危机。
不管我们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推到多早，能大规模运用非动物性能源、摆脱前工业时代普遍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却一直要到19世纪才出现。而在此之前，西欧的经济，不管在资本存量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都没有多少迹象显示已具有足以使工业化在该地变得极为可能、在其他地方变得不大可能的决定性优势。
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欧境内的核心地区的确出现了受市场驱动的成长，而且这一成长无疑是工业化的重要前兆，但此成长有利于工业转型的程度，跟亚洲几个核心区域相比并没有很高，因为这些区域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商业化与“原始工业”的成长过程。尽管欧洲境内在近代早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比较不一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模式，但我们也将看到这些模式本身仍然未保证西欧最终会走上一条与东亚等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煤炭和新大陆：偶然因素使英国“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在日常经济结构上（大部分人借以生产、买卖生活必需品的资源、技能、制度和活动）有着大略相似之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的种种近代早期核心地区。
西欧的优势既不足以说明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原因，也不足以说明为何其在帝国扩张上成就斐然。较可能的情况似乎是，没有哪个区域会“理所当然地”走向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断裂、避开共有的资源限制，或是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
对于欧洲之所以走上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最著名的文化性解释，乃是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禁欲”资本主义的探讨，但许多更晚近的学者把焦点摆在欧洲人对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的心态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有些论点则主张，存在某个欧洲独有的“物质主义”，想借此把这些看来彼此矛盾的看法合在一起。还有些论点，较不那么以文化为依据，声称欧洲的政治经济特别利于商业资本发展，使资金在欧洲，相较于在其他地方，更容易收集，更好保存，能更有生产效益地运用。
《燃烧女子的肖像》
这些论点形形色色，却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把重点摆在经济的“制高点”上，而非大部分生产者的活动上（尽管有些论点也强调上层阶级的观念或做法最终为社会上更多的人采纳一事）。
它们都把重点摆在某些物品的生产、消费和配送上，而这些物品的被感知价值与它们在满足基本的、生物性的和维生的需求上的贡献，相对来讲关系不大，只有在经过社会期望折射后的物品（例如，在某些圈子里，会把有机会入手某些奢侈品视为婚姻和合法生育的先决条件）才不被如此看待。此外，这类物品的价值往往建立在其“舶来品”的出身上。因此，长程贸易便会扮演较重要的角色。
汽轮问世前的长程贸易会产生其他问题。从展开这类冒险活动到最终把物品卖掉，这中间隔了很长时间，使得金融斡旋成为这整个过程里极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与抽象财富（亦即以纸币、贵金属或借据的形式持有的财富，而非以土地、储存的谷物或其他立即可用之物的形式持有的财富）的法律地位有关的议题，也变得极为重要。
而在那类财富可被转换为别种资源，并受到法律或习俗保护的情况下，人在储存那类财富（而非立即将它转换为别种资源）的倾向上的变化，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抽象财富受法律或习俗保护的程度，当然可能大不同于其他资产受保护的程度）。除了抽象财富，我们还必须思考那些往往与长程贸易有关联的数种权利，例如垄断权和其他特权的依法授予。
长程贸易涉及彼此绝无机会碰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这一类商业活动也使人数相对较少且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得以有机会获得比在较本地、较多边和较面对面交易的市场里高上许多的利润率。于是，诚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15世纪至18世纪结束这期间最了不起的大商人，乃是在客观环境最不像完全竞争市场的地方，实现了他们的“资本主义”。但布罗代尔还是把这类交换特别发达的制度称作“资本主义”，因为在这类社会里，信用和金融工具的角色很重要，资本通常被用来积累更多资本，还因为这类社会很可能被以有助于这类积累的方式渐渐改造。
因此，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与前面所探讨过的日常生活和市场经济领域分开看待。而之所以要把资本主义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论点一起讨论，除了文化与制度其实从非两无瓜葛这个事实外，还考虑到这些论点所关注的事物，与第一部分那些关于市场、维生和平民百姓的讨论有所不同。
《被解救的姜戈》
西欧与中国、日本之间，的确存在某些差异，但差异大多太小，解释力也不足，除非我们用以下的方式来解释，才能看到两者间的差异：欧洲对奢侈性商品的需求，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此指广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第四章会有所解释）这两点，都与欧洲有机会掌控新世界一事有很大关系（虽然其他的客观形势因素也很重要）。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加州学派”扛鼎之作，费正清奖得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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